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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峰:扭曲的人生

刘雪峰 · 2021-03-27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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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的人生》

  早在2013年,我就写了一篇《墓志铭》,今年生日前,又稍做修订:

  《墓志铭》

  刘雪峰…黑龙江省哈尔滨人

  童年时,家庭成份被划为“官僚资产阶级”;高中毕业后,因“右派言论”被取消考大学资格;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了“下放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奋起造反。经中共中央批准,曾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粉碎“四人帮”后,又被中共黑龙江省委定为“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帮派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监禁五年;最后,被判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后来下海经商,在黑龙江国际工程技术合作公司退休。

  纵览一生:多处逆境,罪名累累;历经坎坷,屈辱多多。呜呼,悲哉!

  然逆境磨炼意志,坎坷激励进取,多彩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晚年始得清闲:或寓所博览群书;或域外云游四海。偶有感悟,不避文网,秉笔直书,聊表心迹。

  著有:《尘封的记忆》、《殇海纪实》、《域外纪行》、《卯公诗钞》、《卯公文斋》和《琐忆杂谭》等。

  正是:度尽劫难终无悔,坦荡从容归自然!

  2019年6月5日

  刘公自识

  

  2016年出版《卯公诗钞》时,我把它附在书后了,这次又把它列在最前。因为这篇《墓志铭》不但概括了我这一生,也能看出“扭曲”的端倪。至于扭曲的表现和根源,在我此前发表的著作中已经有所阐述,这次无非是把我思想认识、转变的过程,比较系统地梳理一下而已。

  回顾我这一生,坎坎坷坷,历经磨难。晚年本该享清福了,却又写下这样一些不合主旋律的著作,说来也真够执着的了。这股劲儿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不想把自已标榜得那么高大,什么“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说直白点,就是为了“叫真儿”、“打假”、表明一下自已的观点而己!

  可是世上的事竟如此吊诡、怪异: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却把我这位信仰马列的人视为异类。几乎我这一生大部分岁月一直是处在当局的排挤、防范和监控之中。直到如今,我写的书不让上架,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也很快就会被屏蔽,甚至有时和女儿在网上发点我写的材料都发不出去……前年,我在回复朋友时,写了一首短诗:

  《自嘲》

  平生累数罪,

  苦笑难面对;

  自许信马列,

  当局视异类!

  这难道不正是我“扭曲人生”的写照吗?

  一、“右派言论”的效应

  人们常说:“良好的开端,便是成功的一半儿。”我认为还应当有下一句:“糟糕的开端,往往会倒霉一辈子!”

  我在阿城中学初中毕业后,又考入了高中。当年学校也更名为阿城第一中学,并搬往金故都“白城子”附近。

  当时黑龙江省有高中的中学并不多,哈尔滨市也只有三四所。哈尔滨附近各县,巴(彦)、木(兰)、通(河)需要到呼兰上高中,而尚(志)、方(正)、延(寿)则要到阿城上高中。所以,在校生大部分要在校寄宿。这样,学生们除了上课、自习外,便有大量的时间在一起交谈,宿舍就成了大家交流、辩论的场所。我这个人向来不甘寂寞,又好发表自已的见解,于是便惹下了祸端。

  当时正处在“反右斗争”前后,看到报上一些右派言论我大加赞赏,也跟着说:“一党专政就会导致独裁,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又大谈:苏联应恪守列宁的承诺,归还侵占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要一切听任苏联摆布。要与地面垂直,不能“一面倒”,一倒就会丧失独立和主权等等。结果我的言论被积极分子和团干部汇报了,加上我这“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庭成份,就给我扣上了“反党”、“反苏”和“反对党的外交政策”的罪名,最后被定为“右派言论”,并取消了考大学的资格。

  万幸,当时我还有两个不具备当“右派分子”的条件:一是国家规定中学生不抓右派;二是当时我还不满十八周岁。假如再过一年,我既上大学了,又满十八周岁,无疑就是“右派分子”了!

  我高中毕业这年正赶上“大跃进”,当年仅黑龙江省就新成立20多所大学,恐怕高中毕业生全上大学生员都不够,而我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不让上大学,这对一个年仅18岁的青年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啊!

  记得我当时常到江沿或兆麟公园闲逛,有时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累了,见没人时还要躺一会儿,实足一个流浪汉的形象!

  公园的广播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就想:我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我从来也没想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当时那类话很多人也都说过,怎么我一说就是“右派言论”呢?我知道,这可能与我的家庭成份有关,要做阶级分析嘛!可是,就我家庭的实际情况,怎么也不该被定为“官僚资产阶级”啊!即便够,那也是我爷爷的事,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有时想着想着,竟在长椅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耳边还不停地回绕着《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心头顿时涌上一阵无可形容的酸楚与无奈,竟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

  这段经历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可以说它的效应影响了我这一生。此后一系列的厄运:“下放干部”、“三类”和不让入党等等,都与这有关,自然也就成了我这扭曲人生的开端。

  二、“中苏论战”的转折

  我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了“下放干部”。到工厂当了职工业余学校教师后,工作兢兢业业,也深得厂领导和职工的好评。在这段比较稳定的时期,激起了我强烈的求知欲,以补救没能上大学的缺憾,便勤奋地自学起文史哲的大学课程和参考读物。边买边卖,边学边教。不过,当时只是阅读了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对马列的著作却很少问津。

  不久,中苏矛盾日益加深,并逐步演成了“论战”,直至最后分裂并兵戎相见。这对我这位一直有着强烈民族情结的人,特别是主要因为“反苏”、“反对党的外交政策”而被定为“右派言论”的人来说,感到无比兴奋。似乎自已不但有“先见之明”,还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一致的。

  这期间,我努力工作,刻苦学习,是我人生思想观念大转变的阶段。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年来,更突出的应当是思想的进步。有时,连自已都觉得奇怪:我变得进步了,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使我逐渐和党的精神一致起来了。”(见《尘封的记忆》【上】第12页)

  这段期间,不但认真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列宁主义万岁》和“九评”等一系列文章,还阅读了在“注释”、“索引”中提及的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而且一看就着了迷,当读完这些原著后我惊叹道:“精辟而又富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缜密而又极具逻辑性的科学判断;形象而又生动的语言描绘。这哪里是什么枯燥的理论文章,而是生动活泼的文艺作品。”

  当读罢这些论战文章后,我感到无比振奋,并立志要做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论战的文献为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后来我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时尽管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可是有时还是对现实不满,总希望有一种“新生的力量”来改变这一切。

  在1962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过,对中国的未来我倒有这样的估计:我们的民族要复兴,我们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强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万物都摆脱不了生长、成熟、老朽乃至最后死亡的规律,社会现象也是如此。中国将会出现一股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新生力量。我们应当欢呼:新生力量万岁!”(见《尘封的记忆》【上】第10页)

  对此,我还专门写篇[回忆与述评]。文中说道:“当时我想象中的“新生力量”,还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但是,同时我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的手段;共产党的领导不该又形成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沦为封建专制的工具。

  再具体点讲,当时我认为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青年人不能很好地施展自已的才能;似乎有一张无形的大网罩在身上,那些昏匮的老朽和新贵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广大劳动群众并没有真正当家作主……我相信只有未来的新生力量会改变这一切!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一出现,我真是欣喜若狂。特别是文革初期提岀的“很多部门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了党政财文大权”;后来毛主席说得更明确:“搞社会主义这么些年,资产阶级在哪里还没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样,我似乎看透了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为“新生力量”找到了理论根据。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是这“新生力量”,我便自然成了这“新生力量”中的一员,并在十年间积极参与演绎了一场壮观的悲剧。(见《尘封的记忆》[上]第10~11页)

  三、“体制内”的外人

  “回顾我年轻时,就像被风吹起的杨花柳絮,在空中飘来荡去……不久,又把我飘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激流和旋涡之中……”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崭露了头角,成了黑龙江省造反派的头头。因为一篇论“抓革命、促生产”的文章,得到周恩来总理、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赏识。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亲自到我所在的工厂,让我“到省里为全省人民多做些工作吧。”这样,不久我便一跃成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从此,我成了能看到中共中央省军级文件的“体制内”的人。

  世上的事说来也真是难以琢磨。文革初,我借鉴反右斗争的教训,表面上一直保持沉默。可是党的积极分子们却给我贴了大字报,说我想要“右派翻天”,党委暗中把我定为“三类”——比地富反坏右稍好一点。

  后来毛主席批评了这种“形左实右”的行为,并提出“砸烂阎王殿,解放小鬼!”这样,我们这些运动初期被整的人才成了“造反派”。

  既然我成了“体制内”的领导干部,就得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当时要求学习马列的32本书和毛选四卷,这是我第二次学习马列的热潮。出于斗争的需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而且要做到“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为此,我也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我的一些大字报和批判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文革初期,只分革(命)与保(皇),很少过问是不是党员。我有了这么高的职务后,不但别人不知道我不是党员,我自已也忘了我不是党员。我多次在全省工业、农业和财贸工作大会上作报告,大讲怎样“加强党的领导”,1968年成立“哈尔滨民兵师”时,我还曾被任命为“师副政委”。

  中共“九大”前,我才想起写入党申请书。“九大”后恢复了临时省委(核心领导小组),虽然我还继续参加省委的重要会议,但是在我名下的括弧里多了两个字——列席。从此,我便成了“体制内”的外人。

  我曾一度不拿自已当外人,后来发现我错了,这集中表现在我的入党问题上。

  尽管我当时积极工作、要求进步,可就是不批准我入党。“九大”后,我曾两次经省革委机关党委批准入党,又两次被中共黑龙江省委否决了。

  1975年中共黑龙江省委终于正式下达了三号文件——《关于提出应当承认刘雪峰同志是中共党员意见的批复》,正式宣告我的入党无效。

  为此,我在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来路线不端正,我的组织问题是无望了。但是,他们可以不让我入党,不能不让我继续革命。我不会再写任何申请了,迟早非让他们承认不可,因为我早已是正式中共党员了!”(见《尘封的记忆》[上]第280页)

  四、“巴黎大学”的进修

  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就被拘捕了。被关在省公安厅后院的看守所里,一关就是五年。最初被中共黑龙江省委定的罪名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帮派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最后被判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

  奇怪不奇怪,扭曲不扭曲?在“四人帮”得势时连党都入不上,粉碎“四人帮”后却又得到了重用——当了替罪羊!

  联想起我此前的一系列遭遇:“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庭成份;“右派言论”;“下放干部”;“三类”;如今又得了这样一些罪名,怎么能想得通呢?想着想着倒想起一首歌曲的名——《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在省看守所被关押这五年间,除了被审讯、写交待材料,就是看书学习,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学习热潮。

  对这段期间学习马列的情景,在《看守所纪实》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第十二章“巴黎大学”潜心修马列

  省看守所览籍著文章

  看守所里每日只提供《人民日报》,早晚准时听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此外,只准看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只是到了后期我才要来《汉语诗律学》等三本杂书。

  过去我们只是按规定学习马列的32本书,很少有时间通读全集,全集放在办公室里通常也只是个摆设而已。到这里却不同了,一是有充足的时间看书,又不让看别的书;二是有些疑难问题,也正想在马列书上找到理论根据。这样就逼我在看守所里潜心修马列了。

  后来有人问我:“你马列理论见长,什么时候学的啊?”我说:“在中国‘巴黎大学’攻读五年,怎么会没有长进呢?”开始他听我说“中国巴黎大学”还一怔,不一会儿他明白了“巴黎”——“笆篱子”之意也。

  这一攻读马列,对我“思想改造”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使我更怀异议,更顽固了。对照现实的改革开放,越看越像修正主义,特别是看了几篇为考茨基和布哈林翻案的文章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说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看除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外,几乎什么都不再坚持了。也许是我领会得不深、不透,总之我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对现时紧跟党中央肯定是要误事的!(见《尘封的记忆》[下]第47~48页)

  身体被禁錮了,思想却得到了解放。高墙之内,难免浮想联翩,既有对以往的反思,又有对现实的评判,得出的结论就是六个字:政变、背叛、复辟!

  这五年多的牢狱之灾,给我留下了不尽的伤痛与思考,也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当年孙悟空被投进老君炉,炼出个“火眼金睛”,如今我被关在看守所五年,却锻造出一位坚强的反对派来!

  五、念真经的殉道者

  被关押这五年间,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是“神仙方数日,世上已千年”。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甚至不可思议。看到这花哨的世界,我叹道:“这不真的牛鬼蛇神都出笼了吗!”对所宣扬的“新生事物”,我把它归结为“沉渣泛起”;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我认定这是接过铁托的衣钵,在搞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总之,在我思想深处,与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格格不入。

  为此,我用“二律背反”的规律来审视、判断现时的一切:要么马列主义真的过时了;要么现时背叛了马列主义。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现时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可见,虽然我已经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殉葬品,可是我还在坚持念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经。最能表达我这复杂、矛盾心理的,还是我为“文革后记”写的结语一一《我是谁?》,这里援引一段:

  《文革日记》和《文革后记》修订稿完成后,我又重新翻看、品味一番,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感,字里行间充溢流淌着茫然与无奈:偏僻乡村小业主的孙子,竟背上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庭成份;一个敢于发表点自己政治见解的中学生,竟受到了“右派言论”的处分;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学员”,一夜之间又成了“下放干部”;在政治办公室工作的业校教师,正在积极为党工作的时候,却被党总支在暗中划为“三类”;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却犯下了“阴谋颠覆政府罪”。最后就像阿Q被定为“革命党”一样,被稀里糊涂地推上了刑场……

  回顾我这一生,真叫人欲言又止、欲哭无泪。在茫然与无奈中不禁自己发问:我是谁?

  去年冬天我在海南岛三亚时,有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坐在海边的椰林下,迎着习习吹来的海风,听那轰鸣的浪涛声,陷入了一种沉思的境界。

  我在想:人这一生忙忙碌碌,你争我斗,究竟为了什么?结果又能怎样?到头来还不都是一缕青烟、一撮白骨……感慨后我信笔写下一首诗:

  椰林当菩提,

  树下悟人生:

  悲情唱国际,

  得意哼大风;

  蝇营争利禄,

  赤条去来空!

  谁解终身误,

  尽在不言中……

  这时,我又想起那位刻薄、嘴损的老同学的一些话:“共产党不得意你,你还总往上贴乎。”;“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你还坚持什么?”;“说好听点你叫自作多情,说难听点你纯粹是个贱种!”

  听得刺耳,可是又无言以对。

  是啊,我这一生一再挨整,事后还总往好处想,甚至自己对被整往往都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就从这点,骂我是“贱种”也不为过。

  (见《尘封的记忆》【下】第201~202页)

  六、“体制外”的困惑

  ——从《卯公文斋》被冷落谈起

  《卯公文斋》是我近些年来的主要著作。对它,我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曾寄予厚望。

  可是事与愿违,此书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除了几位老朋友礼节性的给我一些赞赏(安慰)外,很多读者保持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这和以往几部书的反响有天壤之别。记得当《尘封的记忆》和《卯公诗钞》面世后,除了一片贺彩、叫好声,还有不少人写了评论文章,或在网上推介,或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用。谁料我最费心血的力作,却反响了了,实在不可思议。

  后来我有意征询一下意见,才得知个中缘由。过去我曾自嘲“叔叔不亲,舅舅不爱”,如今这部书说不定还会让我里外不是人呢!

  因为我不承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有人说我:“还是极左”;因为我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极左”的错误,有人说我:“自我否定”;当然更多的人看到我对西方的“体制”、“民主”坚持批判的态度,认为我跟不上时代潮流,说我“唱着挽歌,意在招魂!”

  其实,当这部书完稿后,我就感预到有这种可能,所以在本书《结语》中最后写道:“不管怎样,我也要让世人知道:无论有中国特色的新思想多么美好,也无论美化西方的新思潮多么时尚,在当今中国,还有这样一些人,至今仍是那么固执、保守和思想僵化!”

  这使我想起文革后期,已经隐约看到了未来的命运,有位老同学规劝我:“要识时务,别再斗了。”为此我们俩进行一次长谈,后来我把它写在一篇[回忆与述评]里了:

  ——“我是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思维,来做出判断和抉择的:不搞马克思主义,不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会产生剥削,劳动人民就不可能真正当家作主;不和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斗争,党就会变修,社会主义江山就会改变颜色;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捍卫马列主义,为了反修、防修;当前斗争的实质,就是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场较量。为什么我还这么干,这就是全部的理由和根据。

  我滔滔不绝地阐述着自已的观点,老同学并没有被我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他却冷冷地说道:“共产党一直不得意你,你还总往上贴乎;六千万中共党员的事,还需要你去劳神吗;变不变修关你个屁事——自作多情!”

  这位老同学的嘴也太损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着实说到了我的痛处。

  我又发表了我的看法:“你说对了,我还真为中共的前途、命运担心。别看六千万党员,懂马列的能有多少;懂马列的人中,信马列的又能有多少;信马列的当中,敢于捍卫马列的又能有多少?六千万正是中共的悲哀,假如是六百万,情况也许比现在会好些;如果发展到六个亿,中共也就该消亡了……”

  他打断了我,说:“我没时间和你谈这些。我只担心你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接着他又说:“看来你的观点一时难以转变,不过我还是奉劝你几句:请你想想后果,不想自已也得替你的老婆和孩子想想!”

  我还是不甘示弱:“一切都无所谓!”最后还引用了泰西的格言:“牺牲个人,以为社会;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结果和这位老同学弄个不欢而散……”(见《尘封的记忆》[上]第274~275页)

  可见,我这种思想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不但不能改变,反而越发坚定了。

  前不久,一位在黑龙江知名的公众人物对我说:“你是文革的牺牲品,向来又富有民主思想,也一直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压。按理你应当从过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想必你在网上也会看到,民主的思潮势不可挡,专制体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意不可违啊……”

  我说:“是潮流还是逆流,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分辨清楚。我曾在书中说过:当今这些“新思想”、“新思潮”没有半点新东西,无非是重复过去的老调,演绎昨天的故事。

  所谓民意,那些在网上叫得欢的“精英”和“公知”们,无论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而已。真正的民意不在网上,而在民众心中,在那些不上网甚至不会上网的广大民众心中……”

  他又说:“你既反对改革开放,又不赞成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希望回到从前,回到毛泽东时代啊?”

  我说:“这是一个伪命题。谁都知道,历史永远也不会回到从前。我既不反对改革,也不反对开放,我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因为,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终究比掛羊头卖狗肉的假社会主义要好!”

  他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只要是社会主义,都是专制体制!一部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暴力史……”

  我打断了他:“难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也是如此吗?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手段,历来都是通过暴力。暴力在一定历史时期,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也是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吗?真正罪恶的、血腥的暴力,正是资本主义干的。今天西方文明的绅士们不要忘了,你们的先辈们都做了些什么:贩卖奴隶、屠杀北美土著印地安人、海盗式的侵略和掠夺,哪个不是暴力?所以我在《圆明园随想》一诗中说:

  “世人应悟彻,

  千古盗匪篇:

  西方文明史,

  缘自于野蛮!”

  他又说:“现代西方毕竟是法治社会,它的普世价值观,是最具人性的……”

  没等他说完,我抢着说:“得了,西方的人性和我们如今的改革一样可笑。听着受听,越品越不是味儿!在美国的街头和地铁站有那么多的流浪汉;黑人和有色人种一直受到歧视;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战争,造成数百万难民……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和人性?

  我们这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党人,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大搞私有化,让官二代、红二代聚敛了大量财富,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却让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退休后在双轨制下也是低人一等。至今那些“一心为民”的人民公仆们,连个人的财产都不敢公布,还怎么取信于民哪!可见,西方的“人性”和我们如今的“改革”同样都那么虚伪,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我发现他对我最后这番话还表示赞同,就归结性地说:“这也正是我的困惑之处。”他笑了笑说:“所以也注定你这辈子就是位叔叔不亲、舅舅不爱的角!”结果,我们的谈话又是一次不欢而散……

  垂暮之年了,该是黯然谢幕的时候了。看来在我死前,这困惑还将继续困惑下去,这扭曲还将继续扭曲下去……

  2019年12月20日

  于海南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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